本帖最后由 lileixibao 于 2013-8-12 21:12 编辑
回望我的母校人大附中
五月中的一个周末，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校园如同往常一样热闹活跃。在教育学院的大礼堂里，衣着光鲜的师生进进出出，其中大部分是亚洲面孔。在礼堂的讲台上，周建华——一位身着黑西装，打红领带的演讲者正郑重其事地向在座听众发表演说。周建华是北京人大附中的副校长，他和校长刘彭芝受到了哈佛大学举办的此次“中国教育论坛”邀请。刘彭芝校长最终没有出席论坛，但通过周副校长的发言，学校希望传达的信息似乎没有半点遗漏。
“150余门选修课”、“小语种”、“高新科技创新研究”、“尊重个性，挖掘潜力”、“发表学术论文”、“引领社会变革，担当社会责任”等字眼从听众耳边飘过。不明所以者听到这些词句，难以猜测到发言者介绍的是一所高中，或许会把它想像成一所条件优越的一流大学。
以上的情景是由我现在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做研究的大学同学描述给我的。虽非亲眼所见，我却可以在脑中轻而易举地勾勒出她描述的这一幕。人大附中是我的母校，虽然我没有从学校毕业，但在那里的两年中，曾屡屡在开学典礼、升旗仪式、外宾参观，甚至运动会上听到类似周副校长哈佛演讲的内容。我离开学校已经将近八年，对于校长的讲话，字字句句仍然记忆犹新。“人大附中的目标是成为一所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中学！”面对着全校数千师生，刘彭芝校长曾经多次信心饱满地宣布。那时人大附中已经如日中天，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逐年递增，甚至超过中国一些省份考上这两所大学的总人数。校长发言中的高昂斗志，更激发了学生心中的自豪和荣耀感，发言的最后几个字常常被雷动的掌声所淹没。
周副校长的发言从头到尾一切如常，然而发言结束后的情况，却和我回忆中熟悉的场景大相径庭。
在听众提问时间，一位在威斯利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就读的中国女孩起身说到：“周校长，我曾经对人大附中做过不少研究，我注意到贵校的校长在中国政府官员中交际甚广。这些关系无疑与人大附中能够开展如此多的活动，为学生提供如此丰富的机会密不可分。但您认为这样的条件在全中国的中学里有多大代表性？”
另一位女孩接过话筒：“周校长，我是一名人大附中的校友，对人大附中的未来十分关注，因此希望向您提出以下问题：人大附中使用实验班和普通班的分班制，好学生全部聚集在一个班里，配备最好的老师，而成绩差一些的学生则被分到另外的班级里。为什么不将这些学生混合在一起，让他们能从彼此身上学习？”
尽管问题经由朋友复述，语句和原始版本或许有些出入，这些问题的犀利却显而易见。不出意料，副校长的回答中规中矩，不过到了发言最后，朋友告诉我，他已经“满头大汗”。
朋友描述的这一幕让听惯了公开场合下关于母校褒奖之词的我多少有些诧异，但再想想又感到十分欣慰。这些问题也道出了一些我心中揣了许久的思考，关于人大附中，也关于它所代表的中国应试教育下的教育方法、教学理念、资源分配等方面存在的重要缺陷。在大量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涌入国外高中大学的这些年，如果学校和教育者愿意认真审视中国（尤其是重点学校）的中学教育，从学生的角度思考并做出改进，那么坦率面对这些问题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中国高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培养着眼社会、求知欲强、人格优秀的学生”和“培养自我优先、目的性强、善于竞争的学生”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两个目标尽管不完全相互排斥，但将哪一个作为优先的选择势必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在许多重点高中，尽管学校的校规校训声明将前者作为教育目标，身在其中的学生感受到的往往是后者带来的束缚和压力。
初到人大附中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一张长长的分班表和表前攒动的人头。那张表将七百多名学生按照一次考试的成绩分成七个实验班和八个普通班。学生在表上的位置也成了学校传达给他们的第一个信息：这便是你在学校的位置，这便是衡量你在学校位置的最重要标准。其后的高中生涯里，实验班的学生被配备了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特级老师，得到最丰富的资源，成为学校的宠儿，冲击北大清华的希望，刚走入职场的年轻教师则被分配给了普通班，授课的内容也与实验班有不少出入。“这些内容我在给普通班讲课的时候是没有涉及的，”我的理科老师在讲到难题的时候常常这样对我们说。
如果学校的教学目的是为了帮助最多的学生考取名牌大学——如同我在人大附中时，每年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会被列在一张光荣榜上，在高考后张贴在校门外——那么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或许是最有成效的。而如果教学目的是让所有学生共同进步，从彼此身上学习，取长补短，这种安排或许有不少值得质疑之处。诚然，在我去美国就读的高中，学生同样按照自己对某学科的掌握程度上难度相应的课程，不过那多是学生选课时自己的选择，而非学校强行的规定。最优秀的师资平均分配于各种程度的学生之中，因为程度较高的学生需要精进，程度相对落后的学生需要启发与辅导。
这种“成绩第一”的教育价值观在临近高考时体现得更是尤为明显。我没有在中国参加高考，并没有亲身体会，不过却从同学那里听到不少故事。班级里考取北大清华的人数和老师的奖金挂钩，致使某些老师不太考虑学生真实水平，一味鼓励学生报考北大清华；有一些学生在高三选择申请国外大学，在高考前几个月前途已定。他们本可以利用高考之前的时间探索自己的兴趣，为适应国外生活做准备，而校方却以各种方式向学生施压，要求学生参加高考，为的是在高考后学校门口的“光荣榜”上添加几个名字。如果学校真正将学生的将来和发展放在第一位，从学生而非升学率的角度出发，为什么会让以上的情况成为学校不成文的规定？
在刚入校时，曾有一次升旗仪式让我记忆犹新。刘彭芝校长将一位在食堂做饭的师傅请到高高的演讲台上，向全校宣布他在刚刚北京市厨师大赛中获得的奖项。在一篇长长的讲话结束后，全校师生有些不知所以然之时，校长才亮出自己的点睛之笔：“我介绍这位做饭师傅事迹的目的，是希望告诉大家，人大附中是顶尖的，不管人大附中的老师、学生、乃至食堂做饭的师傅，都应该是顶尖的！”即刻台下掌声雷动。在人大附中的两年，这样的信息我和我的同学曾接受过无数次。从校方的各类宣传讲话，到老师们在课堂上的激励，到外校家长听到人大附中时眼中的羡慕。“第一”、“最好”，还有如同办学目标里说的“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在十几岁的年纪，这种话语极易使学生飘飘然，沉浸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然而在对学生和学校进行这种标榜的同时，学校却没有在学生心中注入足够与此相应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国旗下讲话”里或许时常强调学生应该“服务祖国，服务社会”，然而环境教会学生的却是另一个道理：在一个竞争白热化、将分数作为最高衡量标准的环境中，在一个将“争第一”、“做最好”视为黄金准则的氛围里，学生的首要目标自然而然成了“在竞争中取胜”和“考上最理想的大学”。这种一叶障目的目标既阻碍学生自由发掘学习的快乐，又导致学生在过于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对社会、对大于自身的环境与话题漠不关心。于是数年以后，“考上最理想的大学”变成了“寻求最体面的工作”，以后还会变成“购买最宽敞的公寓”和“将孩子送进最理想的学校”……
几个月前，在高中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一些几年未见、当年曾一起在人大附中就读的高中同学，其中大部分已经工作。七年前同班的高中文科生，现在多数在国企和国有银行工作，享受着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薪水。问起工作的内容，大家呵呵笑着，摆摆手。
在中国，一批又一批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如同我所经历的应试教育系统里慢慢成长，被塑造。这种教育的弊端已经在各种舆论中被多次讨论：扼杀创造力、限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高分低能”等等。然而，有时这种教育系统最令人担忧的影响，似乎体现在它烙印在学生身上的个人脱离社会的价值观与对现状的满足。与其改变现实不如迎合现状；与其承担风险不如选择康庄大道。
如同人大附中的许许多多中国重点高中无法改变中国教育的大环境和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然而通过改变学校氛围，调整教学制度，它们或许可以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力量，而不是靠迎合中国教育弊端而成为问题的症结。
一些年前，重点高中的教育能够提供的通往重点大学之路正是中国的父母和学生所渴求的。这种现象在今日仍然普遍，因此才有人大附中的蒸蒸日上。然而如同周建华副校长在哈佛论坛上遇到的问题所展示的，当今学生对教育的期待和理解也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是否也应该展开相应的思考？
如果今天中国高中的骄傲仍是学校门口“光荣榜”上的一串串名字，明天他们的骄傲或许应该是他们在教育论坛上勇敢发言的毕业生们。
作者高雨莘是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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