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sy大漠狼烟 于 2014-5-11 20:21 编辑
文沙爽摄影孙静文
从沈阳出发，沿京哈高速一路驶往西南，只需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即到达辽河三角洲的中心区域。辽河、大辽河在此奔流入海，冲积成广袤的沃土平原。以红海滩、河蟹和大米名扬天下的辽宁盘锦就坐落于此。当然，还有石油和芦苇——如果城市也有表字和雅号，那么盘锦很适宜叫做“三田”——油田、苇田和稻田交织错落，共同支撑起令外地人艳羡不已的工农业经济。 事实是，“盘锦”这个地名的出现确实和其境内这些一望无际的苇塘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后，盘锦苇场由营口市造纸厂分管，时有苇塘140万亩。当然，此时的苇场还没有官方通用的名称，当时担任营口市造纸厂厂长兼苇场场长的王良才就此在报告中建议：因为苇场主要兼跨盘山县和锦县，故可用两个县名的头一个字组合在一起，为苇场命名。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家轻工业部的批准，“盘锦”之名由此诞生。
到了十二月，另一群候鸟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说着五花八门的方言，穿着打扮也是各不相同。吸引他们的，是一场即将在大苇荡中展开的收割盛宴。 在21世纪初期之前，收割芦苇均由人工操作，百余万亩苇田，全部需要人力一刀一镰地割回来。苇场原有职工显然难以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刀客”的职业因此应运而生。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刀客”这个职业到底产生于何时。又是哪一个人灵机一动，脱口而出这样的一个称呼。或许，它就如同在每年春秋两季行走于各地，专门帮助当地人插秧和收割麦子的“麦客”一样，由来已久。客，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客；而一个“刀”字，给这个称呼涂抹上些许侠客般的浪漫色彩。而在这称呼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苦辣酸甜？ 早期的刀客主要来自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也有从省内各地的乡村赶来的农民，眼下还有部分刀客来自山东和黄河流域。虽然社会在变化，大苇荡也在不断更改着它的所有者，而这一辈辈刀客也换了数茬。他们多为乡亲、父子、夫妻、兄弟，结群引伴，子承父业，年年岁岁，如期而来。他们要趁着这冬闲时节，在年关到来之前赚取一点外快，让全家人过上一个丰盈的春节。
割芦苇必须要等到上冻。苇塘里的水结了冰，连厚厚的土层也被冻透，人才得以踏入这片湿地沼泽。此时的大东北，气温在零下十几度甚至更低。在诗人们看来饱含激情和诗意的大苇荡，在刀客们眼里，更接近残酷的战场。为了赶工期，他们往往一大早就要起床出门，冷啊，真是冷。旷野中寒风如刀，直逼骨髓，但为了干活麻利，又不能穿得太多。很多刀客因此患上了风湿。还有累。挥镰劳作的时代自不必说，纵使眼下机械化普及，捆扎、搬运，仍需要使出全身力气。每一位刀客的两只手伸出来，无不像一只只手形小钢锉，满是皴裂、厚厚的老茧和粗糙的倒刺。“人进苇荡，驴进磨坊”，虽然他们的语调里带着些许幽默和调侃，但仍然无法掩盖其间的无奈和辛酸。与寒冷和劳累相比，那些柳絮般恼人的荻花带来的困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天，我们前往赵圈河和羊圈子苇场。到达赵圈河时，适值中午时分，刀客们和本地的苇场职工围坐在刚割下来的苇垛边背风处，正在吃午饭。刀客们的午饭由承包苇塘的老板派人送到工地上，负责做饭的中年妇女据说是老板的什么亲戚。他们吃得很快，敝旧的饭盒上方，一缕若有若无的热气稀薄地升起来，快速飘散。 大约是在2004年前后，芦苇收割开始普遍改用小型手持割灌机，这机器顶端的圆盘上布满锋利的锯齿，看上去活像一只食人的小兽。一台割灌机能顶得上10把镰刀的工作效率。以人工苇镰收割时，每人每天能割苇半吨左右；而使用割灌机以后，手快的刀客，一天能收割6吨芦苇。这就意味着，以往一片苇塘需要十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雇佣一个人就够了。割灌机的出现，使刀客的数量随之锐减。 随着科技的进步，农用机械快速普及，近几年开始使用小型收割机。只有收割机无法到达的塘沿和角落，才需要用原始的人工苇镰进行收割。生产效率再次大幅度提高，所需人工量也变得更少。为保障安全，驾驶收割机需要经过专业培训。这样一来，刀客们越发处于劣势。因为相比之下，作为常住民的苇场职工当然要比刀客们稳定得多。而刀客中即使也有许多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即使经过培训，也易于造成人员流失。这样无疑增加了用工成本。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刀客”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稀少的职业。 暮色渐已苍茫，他们准备收工了。收割下来的芦苇被束扎成捆，搬上马车和手扶拖拉机，运回专门用来存放芦苇的场地。这些场地均有避雷装置，同时必须防火防水淹。堆成的苇垛足有四五米高，近百米长，最上层的苇捆向边缘倾斜，以便于排水。远远望去，有如若干排整齐的房屋，有着统一的人字形屋脊。 刀客们住的地方，通常的叫法是“塘铺”。是在苇塘里砖砌的几座平房，外表十分简陋。早年间，这些房屋每年只有不足三个月的割苇期被使用，其他时间均闲置。直到近几年，随着盘锦河蟹知名度飙升，苇塘中也开始尝试河蟹养殖，有的“塘铺”在夏秋之季也成为养蟹人的临时居所。 走进“塘铺”，屋内的一切设施均因陋就简，破旧的桌凳不知是哪一年从什么地方淘汰下来的，墙壁被经年的烟火熏成斑驳的灰黑色，上面胡乱地钉着钉子，挂着刀客们的背包和用品。头顶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农村流行的花格棚纸积满灰尘，像一幕幕面目不清的往事。厨房里则堆满杂物，泥抹的灶台中央安置一口北方乡村常见的大铁锅，烧饭的柴火顺便也烧热了刀客们睡的火炕。据说早年的时候，一铺火炕上有时要挤挤挨挨地睡下二三十人，不分男女。如果其中还有夫妻一起来做刀客的，通常会在大通铺上用花花绿绿的布帘子隔出“夫妻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致。 因为割苇子是重体力劳动，老板一般都会交待厨房做些好一点的伙食。这一天，厨房里包饺子。刀客们收工回来。有的坐在炕沿上吸烟，有的倒在铺盖卷上假寐。看得出他们都很疲惫，累得连话都懒得说一句。 饺子热气腾腾地上了桌。吃着吃着，刀客们的脸色渐渐有了活气，话也多了起来。说到高兴处，他们笑了，一天的劳累似乎至此落到了实处。 随着物价上涨，刀客们每天的工资也由十年前的十几二十元上升到百元左右。对此，他们已经很知足了。 在苇塘拍摄的间隙，孙老师随手拍下了冻在冰层下面的两尾小鱼。在寒冬的深处，它们与破碎的苇屑、荻花和许多未知的阴影冻结在一起。不知怎么，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的心底突然涌出深深的怅惘和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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