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25岁的年轻小伙，曾经在世博园内连续奔走12个小时却不知疲倦，自认身体条件不错，当得知要去玉树接25位小朋友到大连过“六一”时，我依然觉得高原反应对我来说绝不是个问题。可当我来到玉树这片土地上，4000多米海拔造成的身体反应，让我有些始料未及，我这年轻力壮体格顿时成了摆设。

初到玉树，我们一行的6人中都有不同的高原反应，虽然吃了一些抗高原反应的药物。但据说此药提前一周吃才有效，我们临阵磨枪的效果不会很明显。来到玉树就是一场硬仗，大家都会有这个心理准备。当得知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将来玉树时，我们也想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采访她对大连发起这项公益活动的看法。录音、采访、摄像、摄影我们几个分工明确，严阵以待。

当她下车时，我们在几家媒体中率先占得先机，抢到最佳的角度。一问一答，一摄一拍，完美的配合，让采访很顺利，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在我们高兴之余，身体却发出了警报，由于刚才采访时我们几个不停“剧烈运动”，我的耳朵顿时听不到声音，小竹姐则在采访时说话较快且说的较多，造成大脑缺氧头有些发晕的症状。在短暂的修正后才有所好转。这让我们比较疑惑，原本在平原上习以为常的动作，到了高原却让人的反应变得如此强烈，此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高原反应的严重性。

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顺利完成接孤儿到大连的主要任务，在讨论中我们制定防治高原反应的工作计划。在随后的几天的时间里，我们几个的状态基本是：在一起时也尽量少说话，要说的话就挑精炼的，更要注意避免大声喧哗；处理事情和拍摄时能走就不跑，提防剧烈运动带来的反应。

平时靠抢新闻、抢画面为己任的记者，到了高原上却被这无形的身体反应所束缚，想想还真的挺无奈的。